“做一个好医生”（大家谈人生）

我的愿望很简单，希望国家繁荣昌盛，人民生活安宁，而我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。我最大的特点是喜欢刨根问底，探寻事物背后的原因。

小时候，面对五彩斑斓的花朵，我总会思考它们为何拥有如此丰富的色彩，这个问题曾让我着迷。我认为阅读、提问和思考至关重要，遇到任何事情都应追问“为什么”，不放过任何疑问。

我的祖父王西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，在他离世时，我的父亲年仅10岁。祖母悉心抚养了父亲和叔叔，后来也担负起照顾孙辈的责任。我于1924年出生，成长在当时的上海法租界高安路。我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法式教育，小学就读于萨坡赛小学，随后进入震旦大学附属中学，并在震旦大学医学院深造，毕业后在广慈医院（现瑞金医院）工作。

我的家庭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。例如，我们兄弟五人的名字组合成了“仁义礼智信”，作为老二，我便取名为振义。祖父慷慨捐助了大量财产，支持了“万国董事会”的成立，并资助上海医疗队援助武昌起义，参与战地救护。我的父母也乐于助人，他们认为过度奢侈是一种浪费。若我们有浪费行为，他们会提醒我们：“你们有没有想到那些无家可归、身处困境的人们？”

父亲毕生的心愿是培养好我们八个子女，让他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，为国家效力。我的兄弟们大多选择了理工科，例如我的五弟王振信，被誉为“上海地铁之父”，为上海地铁的设计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儿时，父亲每周都会在餐桌旁检查我们的学业，审阅成绩单，表现优异者给予表扬，成绩不佳者则会受到惩罚。我是唯一一个从未被打手板的。

我从小就对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。中学时期，我主要专注于学业，但也喜欢阅读课外书籍。

我的家、学校和医院都集中在卢湾区那一小片区域。我的法语启蒙于小学。后来日本侵略者要求学校教授日语，我们学校坚决抵制。那时，我每天阅读《申报》，与父母一同讨论日军对中国人民的暴行，心中充满愤怒。

父亲为人严肃而寡言，对子女管教严格，生活简朴，这些特质深刻影响了我的性格。中学时期，战乱频仍，日军的残暴给人们带来了深重苦难。当时的我，可以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。离开法租界，穿越日军的关卡需要接受检查和搜身。震旦附中有不少来自法国的教师，其中许多人是天主教徒。他们放弃优渥的生活，来到贫困的中国从事教育事业，在我看来是极其了不起的。我与六位中学同学志趣相投，经常聚会，学习英语演讲，交流阅读心得和新知识，形成了一个学习小组。我们都渴望提升自我，能够帮助他人，并立志成为品德高尚、无私奉献的人。这六位同学对我意义非凡，甚至我的微信名“Seven John（七个约翰）”也以此为纪念。尽管他们已离世，但他们的精神依旧“活”在我的微信里。

我与奶奶感情深厚。她因伤寒离世，当时我还年幼，悲痛不已，不理解为何名医也束手无策。这促使我立志学医。父亲也希望家中能有人从事医学。我学习法语，因此选择就读法比派的震旦大学更便利。进入医学院后，我并未立即确定未来的专业方向。后来，我主动选择了内科，认为自己动手能力稍弱，但善于思考。

医学院的学业十分繁重，但我深受老师们的喜爱。生理学和病理学老师在班级中仅挑选了两名学生进行重点培养，我便是其中之一。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为我“开小灶”，病理学老师还专门带我到病理科学习看片，并主动加班指导我一人。我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。

20岁时，我与同学谢竞雄相恋。巧合的是，她家和我家都住在高安路，我便以安全为由，每天接送她上下学，并一直爱她至生命的终点。她是儿科医生，我称她为“谢医生”，她则称我为“王医生”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国民党的腐败政治令人极度失望。我的三弟振礼被捕，我为此四处奔走。振礼是我兄弟中最聪颖的，他仅因喜爱摄影，拍摄了学生运动的场景而遭此不幸。我的大哥振仁，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是中共地下党员，我们全家正是通过他初步认识了共产党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共产党的政策赢得了民心。就连我的母亲也担任了里弄干部，我记得她曾手持喇叭向居民宣传，提醒大家注意安全。

当时，革命初兴，万象更新，社会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精神。1957年，一个法国天主教代表团访问中国，其中有人感叹：“天主教所追求的，如今在中国实现了！”确实如此，上海在经历了一段混乱之后，焕然一新，社会治安井然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我刚从震旦大学毕业，便致力于攻克疑难杂症，并积极投身公益事业，担任医院工会副主席。我曾是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，后来也担任过上海市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。

当然，我个人和国家一样，也曾经历过困难。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我逐渐认识了自己。我曾一度以为自己将永远无法重返医生岗位，那时的我感到生命失去了意义。我别无所长，只会做医生，只想救治病人。事实上，即使只是让我成为一名赤脚医生，我也乐意。

我一生中，大约完成了四件重要的事情。

第一件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我前往浙江嘉兴，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。当时，为了解放舟山群岛，战士们在太湖进行军事训练，包括游泳和驾舟。不料，他们感染了湖中的血吸虫，严重影响了战斗力。我随即前往为战士们诊治，疗效显著，因此获得了三等功。

第二件，我参加了抗美援朝，在东北中朝边境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医治疾病。当时，我遇到了一种“怪病”，大量战士出现咳嗽、头痛症状，被诊断为肺结核伴结核性脑膜炎，但治疗无效。我仔细询问病史，许多战士提到他们经常在河汊和田垄中捕捞小鱼小虾，并在战事紧张的情况下，来不及煮熟就匆忙吞食。我联想到《实用内科学》中的相关记载，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病人的血痰，最终确诊为肺吸虫病。原因是未煮熟的小龙虾体内含有大量肺吸虫。对症下药后，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。部队领导对此非常高兴，授予我二等功。

第三件事，我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能够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。这种疾病极其凶险，易引发大出血，90%的患者无法存活超过两周，是全球血液科医生最为棘手的白血病亚型。作为一名血液科医生，看到年轻的患者在眼前消逝，我深感痛苦。我长期研究此病，阅读大量最新文献，四处寻找药物和治疗方法，经历了多次失败。最终，我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的有效性。谢医生退休后在儿童医院担任顾问，她向我提及一位危重的小患者，询问我是否能用我研究的药物挽救她。我告知她，我的研究和动物实验表明该药效果良好且毒性不大。在与患儿家长沟通后，我们使用了该药物，孩子得以康复。而且，这种药物价格不高，服用方便，只需口服，就能将“坏细胞”转化为“好细胞”，使95%的患者症状得到缓解。

在此基础上，我们进一步联合三氧化二砷，形成了治疗该白血病的“上海方案”，并成为国际医学界的标准疗法。我因此荣获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项——凯特林奖，获奖评语称我是“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”。当年发表的论文被列为全球百年来引证率最高、最具影响力的86篇论文之一。这并非我一人之功，而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我并未申请专利，一方面是为了让全球患者都能负担得起，另一方面是希望病患能尽快用上救命药。当时，一盒药物不到10元，总花费不到100元即可治愈此病。

第四件事，我进行了“开卷考试”，为年轻医生充当“拐杖”。80岁时，我已不在临床一线工作。但我要求血液科每周提交一个真实的疑难病例，对我进行一次“考试”。由年轻医生出题，我查阅文献资料，反复斟酌，每周四前往科室参与讨论。我能在两天内从近万篇文献中筛选出100篇相关论文，再从中选取二三十篇制作成幻灯片与大家分享。这项“考试”持续了20多年。年轻医生临床科研工作繁忙，我替他们泛读文献，精选资料提供给他们，应用于临床，充当一根老“拐杖”。记录“开卷考试”的《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》已出版三册。

“开卷考试”有三重益处：首先，能够解决病人的问题，至少能取得一定进展；其次，教会年轻医生如何查找文献并分析问题；第三，不断学习和吸收最新信息，保持大脑的活力。因此，“开卷考试”对我而言是一大乐趣。

我非常感谢改革开放，它为我们提供了发现新事物的机会。思想的解放和条件的成熟，才促成了后来重要的科研成果。

我门下有许多优秀的弟子，其中有三位成为院士。但这并非我个人的功劳，而是国家和社会培养的结果。陈竺本身就十分优秀，考试成绩始终名列前茅；陈赛娟名列第二；陈国强担任海南医科大学校长，并在改革方面走在前列。是时代赋予了他们机遇。

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如同抛物线。当一个人处于科研的顶峰时，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下滑。因此，在达到顶峰时，就应该适时退下，将位置让给更年轻、更有实力的人。这样，抛物线的顶点将持续向上，而非向下，这更有利于整个事业的发展。当年，我迅速将血研所所长的职位交给了陈竺，因为他比我更能胜任。

我在上海生活了百年有余，但没有自己的住房，目前居住的房屋是由瑞金医院为我租住的，届时需要归还。

我今年102岁了，似乎上天将我遗忘了，但国家并未忘记我这个普通医生。2024年，我荣获了重要的“共和国勋章”。哎，我最怀念的人是谢医生。她在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就已离世，那是2010年。她未能亲眼见证，只是与我一同经历了许多艰辛。

有媒体称我为“中国药神”，这并非事实，何来神之说？况且，“上海方案”也是集体的功劳。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只是白血病中的一种，还有许多其他不治之症，这让我感到十分焦急！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人去寻找解决之道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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